上海终于进入了每年最难熬的日子——梅雨时节。

这样的时节，并不像冬季来临那般明显。上海冬天的到来必定伴随着大片大片仿佛灾难般坠毁的落叶，鲜红的梧桐叶和深绿色的香樟片会像飞蛾般铺满所有静谧的柏油马路，雨水将它们湿淋淋地贴在路面上，随着高温腐烂成清醒的草本木香。还有仿佛香灰般一束一束的枯萎针叶，密密麻麻地在地上铺出厚厚的一层，那是在上海高级街区或者市中心的花园里密集种植的加拿大细芒针叶松。

冬日无边无际的白雾，整日整夜地笼罩着这个城市，人们的呼吸、汽车的白烟、空调轰隆运转的废气，都和天地间的白雾融为一体。冬天的上海寒冷、漠然、锋利、寂静，同时具有一种末世来临前竭尽所能的狂欢气息。人们互相说着“Merry Christmas”，然后在party散场后裹紧黑色的大衣，在冷雨里独自拦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回家。

而梅雨季节就来得温和得多，它缓慢、潮湿、黏腻，不易察觉。

仿佛高中下午第二节的化学课。空旷的校园在无边无际的水蒸气里发出朦胧的毛茸茸轮廓，眼皮上跳动着让人思维混沌的热度，太阳化成水，淋在地球上。

这一切的来临，只需要几场温热的大雨，几次在傍晚时分将天空里的碎片红霞吹散成朱砂的季风，几声从遥远的海边传来的长长潮汐声，春末夏初的愉悦季节就过去了。

随之而来的——睡觉的时候不再能期望入夜后的凉意会如期而至，闷热的黑暗里，只能打开空调，却又不得不在黎明之前，在僵硬的冷风里轻轻地给自己披一条细羊毛的毯子，或者抱紧身边那个人的胳膊。而刚刚洗好的头发，不能再指望在换好衣服、穿好袜子之后，它就已经自然地在初夏明亮的阳光里蓬松干透，它依然湿漉漉地贴在脖子上，你必须拉开抽屉找出吹风机来。

这样的日子，整个上海都浸泡在雨水里，雨滴打在摩天大楼玻璃外墙上的声音，在深夜里听起来，像是旧电影里的钢琴曲。而所有人的心跳声，都在雨水里变得混沌起来，仿佛渐渐溶解在了巨大的气泡里。天空翻滚过的巨大乌云，被季风吹动着，仿佛奔走着的黑色绸缎。

我望着落地玻璃外的黑色天幕，感觉到头皮持续发麻，仿佛无数把看不见的剪刀，此刻正悬在我的头顶。

会议室一片死寂。

只有头顶的中央空调喷气口持续呼呼发响。

所有人都仿佛把气管扎了个死结——谁都不想发出第一声“打破寂静”的响动。

宫洺坐在会议桌的次席位置，目光低低地自然垂落在桌面上，睫毛柔软得仿佛能被风吹动一样。他的表情看不出愤怒，也看不出失落；看不出沮丧，也看不出庆幸——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一种情绪。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在时装秀后台无所事事趁着空当在看一本小说的模特。

我小心地抬起眼睛，正好对上叶传萍的脸。她坐在会议桌主席的位置，目光里潜伏着一只金属豹子。我看完她，又看看坐在我对面的顾源，不愧是亲生母子，他们两个的眼睛里，都沉睡着一种安稳的凶狠，这和顾里那种仿佛耗子精般龇牙咧嘴、雷声大雨点儿小的尖酸刻薄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作一个比喻的话，那就是顾里顶多脚踩着一双匕首般的GUCCI短靴子在对手脸上跳一圈华尔兹，但是叶传萍却能够在吃完晚餐的鹅肝酱之后，从她那个只能放进一只手机大小的蛇皮晚宴袋里，拎出一把枪来对着你的太阳穴冷静地扣下扳机。

“我调查了《M.E》这三年来的所有财务支出和收入情况，也研究了每一年广告商在杂志页面上的投放情况，以及三年来举行各种活动和公关投入的费用，调查完的结果，我只能说，我很失望。”叶传萍一边翻着助理递过来的一个黑色文件夹，一边平静地望着会议室里所有的人。

“那你研究了三年来《M.E》杂志的变化么？从最开始杂志还只能邀请到国内二线明星作采访，到上一个月我们邀请到了刚刚代言Dior香水的奥斯卡影后查理兹？塞隆作了整整12P的采访，从拍照到采访文字，全部是来自团队内部的力量，叶女士，你是在失望什么呢？”顾里的嘴唇翕动着，在日光灯下，她的唇彩看起来仿佛春天的花朵一样，有一种危险的艳丽。她的后背挺得笔直，那身Emporio Armani职业套装极其贴合地装裹着她曼妙的身材，仿佛一身黑色的性感战铠，她自信而又内敛，妖冶而又锋利。

但我很清楚，叶传萍一直是她的噩梦，是她上完厕所后摸到的一圈用光了的黄色纸筒，是她鞋底永远黏着的那一块口香糖，是她百发百中的“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顾里此刻只是一只纸老虎，一只充气玩偶，她的愤怒和自卑在她体内膨胀着，将她撑得像模像样珠圆玉润，但如果目光可以变成钢针，我一定在她的后背狠狠地扎出几个气眼儿来，这样，她那虚张声势的德行就能迅速地在吱吱作响的漏气声里，化成一堆皱巴巴的走投无路。

“我想你并没有听懂我刚刚说的话。我关心公司的财务收支情况，关心广告投放情况，我也关心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