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的文件。他的手机只要一空下来，就是连接着充电器的，否则在他一个电话平均四十五分钟的高耗电状态下，别说是iPhone了，就算换成电力强劲得简直像是使用了核电池一样的国产山寨机，我相信也一样垮棚。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正在全力准备启动明年新增加的一本艺术类的杂志。本来在策划产品线的时候，正当《M.E》的高速增长期，那时候源源不断的客户资源和读者群，让公司对新的刊物有着足够的信心，在之前针对广告客户召开的内部招商酒会上，无数品牌的营销部门头子都挤破了头地想要将《M.E》旗下的新增刊物作为他们新的广告营销平台。然而，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天地仿佛都换了颜色，之前的朝阳红瞬间被刷成了黄瓜绿。当初所有财大气粗，恨不得直接拿几公斤重的成捆成捆的粉红色现钞砸到我们脸上的品牌厂商们，仿佛都像是被扎了眼儿的轮胎一样，不再蹦跶了。他们口中最高频率出现的对话也从“没问题，多少钱，我们投”，变成了“不一定，便宜点，再看看”。

因此，在整个上海都风雨飘摇，所有公司都在削减开销、缩紧战线的时候，我们却比谁都忙。甚至公司不仅没有裁员，反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崭新刊物而组建了新的团队。别人对我们临渊羡鱼，然而我们冷暖自知。这究竟是世纪末日般的饮鸩止渴，还是釜底抽薪的背水一战，谁都说不清楚。大家都像是被突然赶上钢丝绳的小丑，战战兢兢地往前行走着，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全军覆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尽管公司还是维持着运营，没有从我们的薪水方面缩减开支，但是，在这个CPI指数就像是一个发烧的胖子胳肢窝下的温度计般猛蹿不止的时代，不加薪就等于是扣钱了。

就连Kitty最近也不再疯狂地购买高跟鞋了。要知道，她以前最羡慕的就是蜘蛛了，她一度想要在肩膀上弄一个蜘蛛的文身，面对我的困惑，她说“因为它有八只脚啊！每天能穿四双不同的高跟鞋！”我讽刺她“那你去羡慕蜈蚣好了！”她严肃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不行，那我会破产。”公司甚至有人开始带盒饭来上班了——要知道在以前，《M.E》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吃饭的人，比如Kitty为首的那帮死瘦子，一种是只要吃饭就可以开发票报销的人，比如以顾源、顾里为首的那帮死总监。既然做不成穿金戴银的饿死鬼，那么至少也别变成皮包骨头的穷光蛋吧——多吃一点，至少气色看起来红润，面相不至于格外带衰。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捉襟见肘。总有一些人，是上帝的宠儿。我以前一直将这个标签贴在宫洺、崇光，或者顾源、顾里身上。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南湘头上。她可以是“薄命的红颜”，可以是“悲伤的灰姑娘”，可以是“空谷幽兰谁人知”，可以是“空山关外清弦月”，但她怎么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上帝的宠儿”。可我错了。南湘对艺术品市场的了解和她自身对艺术知识的强大储备，让她在新杂志的筹备过程中如鱼得水。在近乎完美地完成了几项统筹工作之后，她就已经从美术助理晋升为美术主管，然后前几天，我刚刚听说她变成了新杂志的运营总监。她就是那条翻身的咸鱼，她就是洛阳的贵纸，她就是那条跃过了龙门的鲤鱼，大摇大摆地从浦东游到了浦西——更何况她背后有一个掌握着公司一大把股份的男朋友作为坚强后盾。

进入《M.E》已经三年多的我，现在行政级别比南湘还要低。尽管我和Kitty都算是特例，手上的隐形权限非常地大，毕竟我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就算吹不了枕边风至少也能嚼舌根。但是在台面上，南湘是凌驾在我们之上的——至少叶传萍召开的每周例会上，有属于她的一把椅子，而我，只有在宫洺需要咖啡的时候，才有资格推开那扇紧闭的大门。

每一周，我都端着一杯咖啡，在众人无视我存在的目光下，走进那间会议室，领受为我特别定制的羞耻。我从来不敢抬起眼睛朝南湘看过去，因为我不知道迎面而来的眼神，究竟会带着什么情绪。我也不敢看向顾里，因为我知道她眼里一定会是，充满同情的目光。

我更加不想去看顾源，不管他眼神里对我是什么情绪，我都不想看。我恨死他了。

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没有太多的惊喜，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因为我们几个人只要不在一起，似乎上帝也没有了看戏的欲望，我们的生活仿佛从钱塘江大潮一样波涛翻滚的状态，终于变成了死海一样的波澜不惊。我，南湘，顾里，顾源，我们四个维持着这样每天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的生活，尽管我们每天几乎有八个小时，都在同样一个四面围墙的空间里活动着，有时候距离近到彼此都能闻见对方身上的香水气味。

这段日子里，有线电视台又开始重新播放起了《老友记》，我们几个当年都是《老友记》的死忠粉丝。但是美国已经播放到了第六季的时候，上海才刚刚开始引进第一季，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网上资源，更没有层出不穷的牛逼字幕组，也没有现在动不动就10M、20M的光纤带宽供人们下载720p甚至1080p动辄三四个G的高清视频。我们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