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深夜，谭嗣同只身来到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

梁启超在其《谭嗣同传》中，是这样写谭嗣同和袁世凯的对话的。

参加的人只有徐世昌。

谭问袁：“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答：“旷代之圣主也。”

谭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答：“固有所闻。”

谭即直出光绪皇帝密诏，对袁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上乃我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徐世昌在一旁插话说：“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指袁世凯）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来笼络耳。……荣戝心计险极巧极之除，慰师岂不知之？”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许多记史的书接着是这样写的：谭嗣同听了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以为袁世凯被自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忠心贯日的话打动了，又与袁世凯密商一阵。

袁世凯最后说：“今营中枪弹**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彈药，则可也。”

表示要赶快回天津加紧部署，谭嗣同遂起身告辞。

十九日，徐世昌回天津。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

二十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白了一个臣子的忠心。奏称变法不能太急，只可让张之洞等明达时务，老成持重的人物赞襄主持，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慎密。

出来之后他就向人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之也。”

已明显表露出自己要与维新派画若鸿沟之意。

当天下午，他匆匆忙忙赶回天津，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

二十一日早晨，西太后在宫内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了瀛台。

同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在日本人掩护下前往日本。

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皇帝，没有成功。

日本人劝谭嗣同逃跑，他不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杨深秀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临刑时大呼：“有心杀戝，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从此成了富于牺牲精神，舍身取义的楷模而光照千秋。

袁世凯则成了出卖维新变法之人而留下千古骂名。

很快有一首三言歌谣在社会上流传：“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因为袁世凯二十日的告密，而导致二十一日晨西太后发动政变，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说法。

但是，有人经过研究后后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袁世凯二十日下午从北京回天津，到荣禄处告密不假，这一点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

但西太后二十一日晨发动政变却和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因为，从时间上，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夜里已经没有从天津去北京的火车。

而电报京师那边都掌握在维新派手，无法用电报和北京联系，也就是说荣禄没有时间和条件，把袁世凯告密的事在发动政变前报告西太后。

那个时候，维新派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记律，京城守旧派的密探遍布。

在一片悲观丧气的情绪下，拿袁世凯这个救名的稻草，给自己的人加油打气，可能已经成了挂在嘴上的事。

这样的事，西太后从别处得知是非常可能的。

笔者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理由倒不是因为时间。

比如没有火车遇有紧急情况荣禄不能发专列吗？守旧派势力那么大，电报联系未必就没有办法，快马加鞭跑死几匹马也是可以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