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八月初五。

当天朝会，大晋皇帝赵询，以中书省的名义，绕过政事堂，直接下达圣旨，颁布了改革五项。

第一项便是税赋制度的大变革。

晋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

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晋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百姓增多。

百姓逃亡，官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百姓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

晋朝建国已经五百多年，随着地方藩镇的越演越烈，朝廷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朝廷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朝廷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

残酷的剥削与重税，导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许多地方相继出现武装暴乱，苦于赋敛的百姓纷纷参加。

李勋与一旁的刘光辉在那里言语不断。

对于这次的大变革，刘光辉虽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从他表情可以看的出来，他是非常激动与兴奋的，就内心而言，朝廷的积极变革，刘光辉是极为支持的。

税赋变革的内容，李勋不甚明白，于是出言询问，刘光辉兴趣很高，对李勋的提问进行了详细解说。

刘光辉说道：“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

听了刘光辉这一席话，李勋干咳两声，有些尴尬的说道：“刘相国，可否说的简单一些？”

刘光辉这么说，李勋还是听不明白。

刘光辉呵呵一笑，说道：“打个比方，两个百姓，最开始都是有十亩土地，一个人呢有十亩土地，另外一个人呢，卖了五亩，还剩下五亩土地，两个人的土地数量并不一样，但他们在官府记录的数量却是一致的，所以，不管谁的土地少，谁的土地多，他们所缴纳的税赋却是一样的，也就是都要按照十亩土地的数量交税。”

李勋说道：“这样很不公平。”

“是不公平，所以要改。”

刘光辉说道：“朝廷这次进行土地改革，从此以后，不在按照人头收税，改为按照实际土地数量收税，土地少的少交，土地多的则是多交。”

李勋看了刘光辉一眼，这样一来，对于大地主大家族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赵询的这次土地改革，可以看做是一次财富倒流，对天下财富的分配，重新进行洗牌，从那些掌握巨量土地的豪门大族手中，获取巨量钱粮，弥补朝廷的财政困难。

这样做的好处，减轻了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双方的阶级矛盾，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赵询的这种变革，把朝廷和百姓的矛盾，转移到了门阀世家的身上。

而且从根本上，以新的税收制度，代替了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土地兼并的严重性，既然控制不了，那就不控制，赵询显然彻底摒弃了曾经的老路，以全新的思想与理念，去走一条全新的道路。

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税制的失败，不仅说明流通经济相当发达的今天，不可能再把土地与百姓束缚定着起来，还说明长期因缘积累所逐渐形成的门阀及其有关的政治势力，再不会允许他们把已经领有或将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力，交到中央朝廷统制支配，任何土地兼并的措施与政策，必然遭到这一政治阶层的全力抵制。

所以，为了适应这两种客观情势，综合以前以及现在的局面，赵询听取了好的建议，并且最终下定决心，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也就是从土地的根源上去统计收税，而不再是把人和土地捆绑在一起。

财政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很繁琐，刘光辉只是说了一部分。

边远地区，比如岭南、山南这些地方，土地税赋的收取，粮食的交付，转换为等价的白银、铜钱，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路途、押送的损耗与风险，去年，岭南全道粮食税收大约两百万旦，但是一路的损耗，运到丰京的时候，已经不足一百六十万旦，这种损耗太大了。

财政改革的内容，其实主要就四点。

第一，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换言之就是朝廷要用多少钱，就向百姓征收多少。

具体实施时是参照前几年财政支出。

先制定税收总额，再将这一税收额分配到各地，各地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

第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取消主籍客籍之分，从法律上承认客户的地位。

由于税率并非由中央朝廷统一规定，而是由地方根据税收配额制订，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区，人均税率就越低。在主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