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京郊散心游玩；怀疑皇帝有公费旅游的意图而禁止其去泰山拜祭等等，大有一股欲将皇帝圈养起来当猪喂的势头。甚至，连宫闱私事也要大张旗鼓地拿出来，堂而皇之地论上一论，正气凛然地讲大道理。凡此种种，搞得连脾气好到没话说的隆庆帝也时不时大发肝火——偏偏他发完火之后却也没辙，只能又把气给强行咽回去。

其实，皇帝到潜邸散散心、怀怀旧，这偌大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吗？

纯属扯淡。

可既非如此，又何必危言耸听！

想这班掌控全国舆论和公理正义的七尺男儿、热血好汉，放着政事诸多弊端不去关注，偏将目光聚焦于家长里短，盯紧了皇帝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般孜孜不倦地饶舌，与里舍村妇何异？偏偏还要洋洋自得，以正义之士自居，实则徒增后世之人笑耳。

而徐阶对言官的偏袒，也渐渐失去原则——又或者说，他对言路的各种行为本来就没有约束的原则。

隆庆元年七月，皇帝下旨内阁，拟对科道进行考察。官员正直无私且称职者自不会畏惧考核，这原非过分要求，但徐阶却为了保护言官而谏止了皇帝。

是的，皇帝连按例考核官员都要被首辅拒绝了！

此时的皇帝，可以说是完全被以徐阶为首的文官集团控制在手里，想做什么都做不成。

正是这种事事都不顺心，逐渐消磨了皇帝的忍耐力。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之前因为言路攻击他最信赖倚重的师相高拱，隆庆帝本来就有些忌惮这些人；现在这些人愈发嚣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也非要上纲上线，已经是有理要争、无理也要搅上三分了！到了这个地步，换了谁当皇帝能不讨厌他们？因此自然也就顺带讨厌上了总是一味袒护他们的首辅徐阶。

然而光讨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皇帝在外廷没有倚仗，其人本身又胆小懦弱，私下发火归发火，真出了什么事吧，又实在不敢与徐阶去争，只能间中批示，略表不满——就这样，还不敢把这种不满说得太过，生怕又被抓到把柄，被言官们强怼回来，甚至吃一顿排头。

比如到了九月，因内官团营事，科道再次议论蜂起，徐阶一如既往地代表内阁对言路表示支持。科道言论每每过激，皇帝不堪承受，发手谕抱怨内阁，言辞间极尽委屈：“这么一点事情，言官也说我不是，你们内阁也说我不是，你们到底想要怎样？”

将皇帝挤兑到这种程度，不论所为何事，不论所处哪朝，似乎都有些过分了。但皇帝的软弱，却愈发给了言官欺软怕硬的借口。隆庆帝本来是个仁柔之君，以仁俭宽和著称，屡被借题发挥地攻击，实在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在这种情形下，皇帝自然就愈发地思念高拱。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正如同人的盛极必衰一样。回头来看，徐阶在隆庆初年政坛上的起伏跌宕，可谓“成也言官，败也言官”：依靠言路造就的舆论声势，达到声名的姐姐；也因为放纵言路，而失去皇室的信任，后来在一次试探性的请辞中，直接被皇帝批准，黯然回乡。他精明一世，侍奉喜怒无常的嘉靖帝尚且游刃有余，却不能讨得懦弱笨拙的今上欢心，个中原委，着实引人深思。

但此时不是深思的时候，所以张居正开口了：“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眼下重要的是，我等应当看到，如今有能力，也有理由压制言路的人，只有一个。”

李春芳见张居正的目光一直盯着朝皇宫远去的高拱一行，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说中玄公……啊，不错！若说现在还有谁能压制言路，恐怕舍高肃卿外不作第二人想。嗯，你此前一直为中玄公起复尽心斡旋，莫非也是因为这个？”李春芳对于自己这个首辅直接被张居正无视居然并不生气，这……咳，倒是颇有自知之明。

陈以勤听了，则半是恍然、半是迟疑地道：“高肃卿固然深得皇上信任，但他此前下野就是因为败于言路之手，差点从此挂冠归田、老死林间，此番好不容易再次出山，你又怎知他是否还敢继续跟言路做对？”

张居正哈哈一笑，胸有成竹地道：“我料他必然会出手抑制现在言路的这种猖獗局面。”

陈以勤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坚持问：“太岳如此放胆直言，必是有所倚仗，老夫却偏偏想不出其中缘由，敢问一句：何以见得？”

“缘由就是：高拱是个想做事的人。”

这句话莫说李春芳，就是陈以勤也坦然承认，不加反驳，默认不语。

于是张居正收起笑容，正色道：“但现在这般情形，他想做事，就不能让自己的耳边整天有人呱噪、掣肘，出手压制言路乃是顺理成章之举。”

陈以勤略略思索，却仍不肯让步，道：“不错，他是这样的人，但这也只能说明他高肃卿有对付言官的理由，却并不能说明他就一定有这样的实力。”

张居正的脸色越发严肃了，甚至还沉默了一下，这才一字一句地开了口：“言官如火，首辅如风。”

陈以勤沉默了下来，他明白张居正的意思：首辅这风若不够大，再如何吹，也只能徒增火势；可首辅这风若是足够强劲、足够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