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搞堡垒策略是有前提的，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

什么形势呢？就是那时候的明军在野战中已经完全不是后金的对手，只要拉出去野战，动不动就给你来个望风而溃。

这种情况下还野战个鬼啊，再浪下去最后一点能战之力都要挥霍一空，军心也只能更加不可收拾。所以在当时而言，能够依靠坚城守得住防线就很不错了。

而像孙承宗那样通过国家的生产力优势，强行偷偷摸摸抢修建城，继而逐堡推进、收复失地，那已经是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反攻、坚持进取的极少数栋梁了。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话说起来容易，事做起来却是何等艰难！

然而，经过了实学派长达二十年的改革，眼下的大明与孙承宗督师蓟辽时的大明，面对局面可是大不相同。且不说察哈尔人的主要作战方式和后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就说双方在野战中的表现也完全迥异。

现在的大明并不怕和察哈尔人野战，甚至在高务实和许多将领心目中都恨不得察哈尔集中兵力来和大明打个大决战，一战定乾坤才好。这种思路和原历史中丢失辽东之后的明军完全相反，体现出的战略格局自然也是彻底的南辕北辙。

我野战打不过，而我又想收复失地，那只好凭借国力优势逐堡推进。这样做花费虽然巨大，时耗虽然极长，可是没办法啊，不如此根本没戏。

我野战打得过，目的是把你驱逐出一片大草原，修城堡显然就太傻。我肯定希望能找到办法一战打崩敌人，最好来个全歼，从此便一了百了。

高务实听到这里，已经完全明白颇贵和徐龙的矛盾所在，他们看似是在争战术，其实是在争战略。

颇贵不认为大明有机会一战定乾坤，因为察哈尔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劣势所在，索性不管这些劣势而开始继续强化其优势。他们的目的就是坚持“打不过跑得过”，但始终保持在和大明“打着”，根本意图就是在战略上和大明耗。

你大明国力虽强，却也总不能一直在草原上堆几十万大军和我耗。不管我怎么跑，反正只要你退走，我就再回来，看我气不死你。

而徐龙作为汉将，更懂得分析朝廷——或者干脆就说高务实——近年来的布置。高司徒在没有成为户部尚书之前就忙着多方推动为朝廷增收，把大明的野战骑兵从不到十万大幅扩编，直到如今几乎翻了一番。

这肯定不是为了和蒙古人在草原上磨豆子的，只能是为了决战，为了消灭察哈尔。

不过徐龙当初也有不少是没有料到的。他一没料到察哈尔刚一开战就舍得丢掉察罕浩特，二没料到察哈尔根本不和明军交锋，除了跑还是跑。

虽然徐龙在战前就反对颇贵的想法不实际、太拖沓，然而战后的发展对他自己的想法打击也挺大。如果察哈尔真的始终坚持完全不交战，那即便明军保持轻甲，甚至也干脆无甲，恐怕也会真如颇贵所言，依然是追不上的。

现在双方争论的根源已经找到了，但皮球实际上反而踢给了高务实。这个矛盾不是颇贵与徐龙能够争出结果来的，最终只有高务实的意见具备决定性。

高务实也很头疼。事情的发展未能如他所料，他也小看了图们或者布日哈图的果决。

他总觉得自己如今面临的情况有点像出兵沙俄的拿破仑，明明畅通无阻的杀进了莫斯科，本以为胜利已经到手，却突然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自己最大的敌人居然不是俄国人，而是俄国冷。

塞北的冬天其实也是很冷的，这一点高务实前世就有过了解。

当时他去红朝最东北部的某省考察学习农产品品牌化经验，恰巧碰到过一位在莫斯科做生意二十来年的东北大哥。那大哥特别能聊，聊天过程中说过一个让高务实当时难以置信的情况：“其实咱们这旮沓比莫斯科还冷。”

分别之后，高务实很不信邪的查了查，发现那大哥还真不是信口胡说。按照一般人的惯性思维，对于北半球来说，纬度越高就越接近北极，平均气温就越低，气候上也就越冷。

那么比如说哈尔滨，它大约在北纬45°左右，而莫斯科是北纬55°，这两者之间相差了多达10°，按理应该莫斯科会冷不少，但实际情况居然并非如此。

莫斯科是温和的温带大陆性湿润气候，冬季受偏西风暖湿气流影响，降雪量大是其特点，1月的平均气温为-10.2℃；而哈尔滨则是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时常遭遇冷空气的侵袭，因此1月的平均气温仅为-18.3℃，反而比莫斯科还冷了很多。

由此高务实便想到蒙古，继而又想到另一件事：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兵败莫斯科，然而蒙古西征时似乎并没有因为莫斯科很冷而遭遇多大的麻烦。由拔都建立的金帐汗国，也就是术赤兀鲁思，足足统治了俄罗斯长达225年之久，才因为频繁的内乱衰落下去。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蒙古人根本不怕冷，还是说只不过莫斯科对于蒙古人而言并不算很冷？

蒙古人怕不怕冷？高务实当然知道蒙古人也是怕冷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