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土地早已贫瘠不堪不同。

南平州这里的土地是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原始土地，土地非常肥沃，在掌握了这里的气候农时以后，我们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普通军户家里哪一家没有个几千斤的余粮，那都不敢出去见人，害怕别人笑话他懒惰。

我们把土地中间的这条河流命名为新汾河，两岸的土地依靠新汾河的灌溉产量颇丰，朝廷给移民过来的军户提供政策是每亩十税一，没有其他任何的杂税和徭役。

就是南平州城的修筑也是采取雇佣的方式，如此低廉的赋税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家必须要有一个青壮参加卫所军的训练。

卫所军没有军饷，只有战时补贴，这是每一个移民家庭的义务。百姓对此并无异议，他们本来就是军户，在南平州当军户可比在山西当军户的条件好多了。”

“征收一成的赋税能够维持运转吗？”弋谦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

“若是只依靠田税只能维持各部官军军官的俸禄，以及训练消耗，如今的南平州主要收入是依靠中转贸易。

我们从海军手里拿到货物，在转手卖给不远处的部落，从他们的手里换取牛羊、黄金等财物。

这样的中转贸易是由都指挥使司与海军共同主持，获得的利润也与海军进行分成！”

弋谦敏锐的认识到这样的经济结构是不健康的，官府主导贸易不是不可以，不过却不能以贸易盈余做财政收入。

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要通过赋税来完成，赋税的合理征收是考验一个政府是否合格的基石。

若是一直依赖贸易盈余为财政收入，时间一长必然会滋生贪腐，官商勾结之下，利用特权牟利便成了习以为常之事。

大明士绅士绅优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本来指望士绅稳定乡间，保证朝廷税收能够完成，可是士绅却利用特权公然挖朝廷的墙角，把本该属于朝廷的赋税占为己有。

弋谦已经想好，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商税厘清，官营经济没有问题，不过商业就是商业，税赋就是税赋，两者必须分开！

“向将军，现在南平州的主要种植什么庄稼？”

“这里气候与山西老家差不多，经过种植试验，发现南平州适合小麦与高粱生长。老百姓会在田间地头，自家的院子里种些杂粮。不过这些杂粮不过是一些点缀，主要还是小麦与高粱做为主要种植作物。”

“高粱与粟（小米）耐旱，不过产量并不高，不然也不会渐渐被小麦与水稻取代！而且高粱的口感并不是很好，不知百姓种植高粱是用来食用还是用做酿造？”

“刚开始老百姓还吃高粱米饭，现在都已经以面食为主，高粱的主要用途已经是对牲畜贴膘和用来酿造酒醋！”

弋谦敏感的抓住了一条商机，这高粱酒口感清冽，回味甘醇，是非常完美的酿酒原料，或许酿酒会成为南平州的一大财源。

不过弋谦暂时并没有表态，而是在向大兴的陪同下继续考察新汾河两岸的农业情况，新汾河两岸目前已经开垦出农田一百万亩。

刚开始的时候，都指挥使司承诺，只要在一年之内，老百姓能开垦多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他们自己的。

都指挥使司量地之后发放地契，老百姓垦荒的热情很高，可是等到真正耕作的时候，老百姓们发现一个壮劳力的耕作极限也就三十亩地，再算上自家婆姨和孩子，五十亩地已经一个五口之家，一个壮劳力的家庭的极限。

除非家中劳力多的，否则根本就种不了那么多地。就算多开垦土地也种不过来，到最后百姓都主动放弃了多开土地。

在山西老家的时候，由于人多地少，土地总是不够用，从来就没考虑过还有种不过来的时候，现在发现一个家庭的力量真的很有限。

都指挥使司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及时做了调整，对于一个家庭的开荒面积做了规定，每个人不得超过三十亩，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土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亩。

你开多少亩地就要缴纳多少亩地的赋税，都指挥使司不会管你有没有耕种，这样的政策遏制了百姓多吃多占的思想。

有些百姓总想着不管我种不种得过来，先把地占上那是没错的。可是这样政策出来，老百姓就不敢再多占土地，毕竟你能种五十亩地，却占了一百亩，那就等于比别人多交了一成的赋税。

眼下的南平州地广人稀，并不缺少土地，百姓又不是傻子，有了这样的条件之后，自然是能种多少就种多少。

随着新的移民到来，又会迎来一波垦荒潮，估计到明年的秋天，南平州能够有一百五十万亩的土地能够耕种起来。

按照亩产一石的收成计算，也能收到十五万石的粮税，再加上收购百姓手中的余粮，南平州官府手中至少能掌握五十万石的粮食。

这样一笔粮食，南平州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还有一些盈余，这是弋谦考察过南平州农业之后做出的结论。

弋谦走马上任之后，立刻与向大兴进行了分工，向大兴主要负责屯田百姓的军事训练，保证南平州不被土人袭击。同时管理南平州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