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

位于乾清宫中的崇祯皇帝同样为银子发愁，他看罢洪承畴的奏疏对王承恩抱怨道：“朕何尝不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道理，可是银子呢，数万大军，所耗费几何，他们就会伸手要钱，如今内库都快被掏空了。”

潼关战后，闯贼各部受重创，崇祯令各部返回驻地，只留下孙传庭一部进山围剿，洪承畴屡次上书，要求全面会剿，皆被崇祯驳回，无他，朝廷没钱。

朝廷缺钱，内库同样也缺钱，要不然堂堂皇帝也不会整日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各宫也是节衣缩食，甚至有些底层宫女太监活活被饿死。

王承恩不敢接话头，他明白主子不容易，批阅奏章时经常抱怨几句发泄情绪。崇祯还为藩王时，师傅们常说阉党贪腐，败坏朝纲，自己刚一登基就将魏忠贤等铲除，满朝都是自诩忠君报国的东林党人，可是朝政没有如预期的变好，反而天下变得更乱，流民暴起，东虏入寇，朝廷年年入不敷出。

崇祯想不明白，国朝定的税额与前朝各代相比，可以说是非常低，怎么就把农民逼得造反了呢。就拿田赋来说，三十多亩才收一石，环视天下，哪怕最贫瘠的土地，亩产最少都有一石多，高产田每亩甚至达到三到五石，国朝只是征收三十分之一而已。

除了正税外，大明还征收杂税，包括加派和杂项，加派就是为了弥补正税征收过程中的损耗而额外收取的实物或货币，俗称火耗，现在每亩加到了的九厘银。杂项就是政府临时加入的征税项目，有榷关关税，典铺契税，民佃屯田，督抚军饷，捐助，盐引，芦课，役扣等。

正税和杂税称为旧税，神宗时辽东用兵，加征“辽饷”，到崇祯三年加到每年五百二十万两，为剿灭乱贼，今年又开征“剿饷”，银三百三十余万两，这些称为新税，折合成粮，每亩也就增加一斗八合。百姓只需拿出不到一成的收成交给朝廷，何故到了吃不饱饭，冒着杀头的风险起来造反的地步了，崇祯归结于官员贪腐，杀了一批又一批贪官，可户部还是年年亏空。

国朝初定天下时核定天下粮亩八亿多亩，征粮三千二百多万石，太祖体恤民力，只征二千九百多万石，定为章程，永不加派，这些粮分两次征，夏天麦子熟时征一次，称夏税，秋天再收一次稻子，称秋收，张居正改革后皆可改为货币，按照应交的粮食和当年粮价折算成钱，称为折色，折成铜币称折钱，折成大明宝钞叫做折钞，折成银子就是金花银，英宗以后，江南五省额定的四百多万石粮食折成一百万两银子入内帑，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其余各省折银三百余万两入户部太仓库。

在正税之外，按各省田亩摊派辽饷和剿饷，合计五百二十万两。

大明还有四亿多亩的军屯，这些田亩属于各地卫所军，由军户世代耕种，七成士兵耕种，养活三成守兵，可征银二百多万两。近年杂项里的所列名目越来越多，征银已经和粮税相当，每年七百多万两。

按照正常来讲，大明每年应该有一千八百多万两的固定收入，可这些都是纸面上的，实际上户部根本就收不到这么多银子。鞑子破关，北直隶被抢掠一空，粮赋根本收不上来。闯贼献贼肆虐西北西南中原各府，朝廷蠲免了钱粮。就连江南财富之地也拖欠税款，今年四月浙江报称二十万辽饷解运，实际入太仓交割的只有四万。江南盐税也是很难足额收缴，天启元年阉党崔呈秀任淮阳巡抚时可以入太仓二百五十万两，可是到了崇祯年东林党李三接任，盐税跌至不足一百万两。

如今收入内库和太仓的金花银合计不足五百万两。自打崇祯登基以来朝廷就缺钱，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军费支出却年年暴增，仅辽东一镇每年就要四百多万两，西北剿贼花掉了三百多万两。此外官员俸禄一年要一百四十万两，养活各地藩王每年也要两百多万两银子。国库入不敷出，只好年年加派。

崇祯自言自语道：“奴酋养兵十数万，难道就不缺银子吗？”

其实崇祯也知道皇太极养兵还真不需要这么多银子，塞外民族比中原农耕民族的战争成本低很多。他们兵就是民，民就是兵，财富全靠抢掠。就如满清现在的八旗制度，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根本没有军饷，出征时的武器盔甲马匹都需要自己准备，士兵的收入全靠因战功获得的缴获赏赐。

王承恩道：“皇上圣明，扭转乾坤，如今四海平定，盛世再临。”

崇祯嘴角微微一笑,李贼残部逃入深山老林，献贼就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说道：“杨嗣昌果然有有学士之才，不负朕望。”

圣上随口的一句话，传到外庭就变成了“杨兵部将入阁”。

潼川州：

赵胥北躺在床上，借着微弱的油灯光，一页页翻看着吴成报来的账单，他把账单蒙在脸上，哀叹一声道：“老天爷，掉点银子吧。”

吴成书童出身，临战指挥，战场搏命并不擅长，几场仗打下来有点跟不上节奏，新编练勇时，吴成不再任武职，改为只掌管财账。当初练勇初创，缺人少将，一人多是身兼数职，摊子大了，需要招更多人手，事情多，千头万绪，当下赵最愁的就是缺银子这事。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