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王名为熊赀，和乃父一样，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为楚国的壮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文王即位之初，由于国富民强，军力强大，一批忠臣良将辅佐，执政压力不大。加之中年即位，为储多年，从事事小心的生活中方才解脱，所以并不励精图治，而是耽于享乐，沉浸在安逸之中。例如，他曾经携犬带弓远赴云梦泽游猎，整整三月一去不返；再如，广征丹阳美女以盈后宫，纵情于声色之中，沉浮于脂粉之畔，不理朝政，任由国事荒废。

于是老臣太保申和大将鬻拳进宫进谏，并以先王遗命为由要鞭笞文王以示惩戒。文王以自己出生便受赐位列诸侯，此时又贵为一国之君，不能受鞭刑之辱为由，请求太保申网开一面，换一种刑罚方式。但太保申执意不从，文王无奈，只得趴在枕席之上受刑。太保申并未真打，他手持荆条束鞭，高高扬起、轻轻落下，仅数下之后便止。

文王认为在先王英灵注视之下受此可有可无之刑，心中顿感不安，言即已蒙受鞭刑之名，不如真打一顿反倒痛快。太保申回曰对小人应令其受皮肉之苦，对君子则应让其感到内心羞赧屈辱，否则皮肉之苦又有何用？若大王仍不得醒悟，为臣之人实在是愧对先王嘱托，只得以死谢罪了，言罢自请死罪，意欲投河。文王急止猛省，遂杀狗、折弓、遣散美女，专注于修补朝政、巩固民生以报先王之志。留下一段“受笞纳谏”的佳话。

文王即位后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策，把国都从丹阳迁到了郢。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楚国外扩思路的延续性，楚国经过武王时期的对外用兵，在江南之地已经无可匹敌，寻求逐鹿中原的途径是其新阶段的必然选择。在战略重心已然北倾的情况下，就需要寻找新的大本营，同时，还要保持对南方固有版图的控制。因而迁都，则成为了适应楚国新的国情，解决楚国发展需要的重大决定。

郢城地理位置极佳，南有长江天堑为屏，西通巴蜀之地，东望吴郡、会稽，北向中原，陆路、水路四通八达，进可入主中原，退可据守一方。更兼地势高耸，保证汲水却无需担忧洪涝，是发展民生、保障后方稳定的绝佳场所。楚文王迁都的决策，确保了楚国后面将近四百年的繁盛。对于郢城的确切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一说位于湖北江陵南部，又说湖北宜城西，还有认为其实所属两地，但都叫郢。

本人偏向于其首都位于湖北江陵南部。不过这也是自己本人的主观看法。

文王沿袭先王对外兼并的脚步，挥师进军申国。申国，以周为姓，也是周天子的分封地，作为周天子在江南楚地钳制楚国的重镇，楚文王几近周折，终于灭申。由于邓国地处于楚国和申国之间，是楚文王大军往返的必经之地，加之文王母后，也就是武王的王妃邓曼是邓国人，于是在文王班师路过邓国时，邓国国君设席款待文王。邓国的贵族们苦劝国君借此机会除掉文王，但国君不从，认为不能行此不义之举，由此放虎归山。文王回国后不久，就再度出兵把邓国灭掉了。

楚军之所以无往不利，一方面仰仗于国力的强大和军备的雄厚，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治军之严明。有一则故事可以体现这一点，楚国伐邓途中，文王命令两位王子革和灵外出侦察，二人在野外遇见一位乞讨老翁，于是抢掠欺侮了他。文王得知此事，欲斩二人。

王公贵族们纷纷劝阻，认为因如此小事就处以极刑太过严厉。但乞讨老翁在营门外大喊说楚军因邓国残暴于是征讨，但楚国公子肆意欺凌老弱，岂不是说明楚军更为无道！文王感慨讨伐残暴的义军，如果自己也残暴无行，则算不上安民；仗着身强力壮欺侮年迈之人，将来无法教育后代；宠溺子女，因私废公，无视法度，则不能治理国家；庇护子女伤害国政更万万不可。文王乃斩杀二子以正军法。

楚国攻灭申、邓、吕诸国，是其扫清门户、打通称雄中原的必为之举。彼时，中原大地格局区趋于明朗，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经过改革，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军事实力日渐雄厚。外交上与宋、陈、郑等中等国家结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势力。楚国要想入主中原，齐国及其盟友是其无法忽视的存在。而欲与之一战，必须尽可能地扫除一切对自身不利的因素。楚国周边的小国，论实力虽不能对其造成威胁，但楚国还没强大到可以在无视它们的前提下与强大对手一决高下。吞并这些小国，既可以扫除后顾之忧，又能够壮大自身实力，还可以将这些小国具有的地理优势据为己有，因而楚国必须攻灭它们。

楚文王将汉水以东之地尽数收归版图之中，又趁息、蔡两国不睦而借机吞并，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超越了单纯史实的内涵而拓展到文化层面，息夫人的凄绝命运也引发后世之人反复为之感叹吟咏。

楚国终于可以直面中原，文王选择了郑国作为首个攻讨对象，理由是郑厉公复辟“缓告于楚”，以此向以齐国为首的中原各路诸侯发出宣言。楚国伐郑，是这个南方大国第一次和中原诸侯正面交锋，正式拉开了齐、楚争霸中原的大幕。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就在楚国野心勃勃，为进军中原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