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平突然嘿嘿一笑，说道：“汪先生，照您这个说法。请问赵王殿是华还是夷呢？”

汪容甫道：“吾观赵王，虽有人君之象，但却无人君之实。君臣诸礼未定，名分亦无，偏安塞外一隅，何谈华夏？”

此言一出，佐藤信渊大声道：“狂妄！”

汪容甫冷笑道：“你个孩子懂什么！礼之于国、于君王大矣!诚为范身之具，而兴行起化之原也。正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大而冠、昏、丧、祭、朝、聘、射、飨之规，小而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君臣上下，赖之以序；夫妇内外，赖之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之以顺成。故曰：‘动容中礼，而天德备矣；治定制礼，而王道成矣。’

林子平点头道：“在老朽看来。国之尊与卑，乃因君子小人之多与寡，风俗之善恶。居中国不足以为傲，居夷狄亦不足以为耻。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赵王若非受命于天，岂能两破鞑虏之兵？”

汪容甫冷笑道：“是啊，不仅两破朝廷大军，还一打仙台，二打长崎，三打江户呢！”

他当初之所以选择跟沈敬丹来北海，其一是因为赵新那封言辞恳切的信，在那封信里，赵新言辞恳切的表达了对汪容甫的尊敬，大大恭维了他奉母至孝的过往。其二就是他从沈敬丹口中听闻赵新两破朝廷大军，又听闻此人几次暴打倭国。于是就想见识一下这个比自己还狂的“朱明之后”到底是个什么人。

林子平和佐藤信渊听了不禁脸上一红，不过林子平常年奔波在外，皮肤黑的很，压根看不出红来。

林子平想了想才道：“苟有礼仪，则夷即华也。无礼仪，则虽华不免为夷。即使以德化征服，也不为臣下，才是春秋大义所在。往昔明皇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鞑虏，塞外之一蛮族也，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中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百年，机变百出，巧操天下。而我国之威武，外朝及诸夷竟不可企望之，尤有由也。”

此时佐藤信渊听了林子平的话不禁佩服道：“先生所言甚是。”

话音未落，三人只听门外有人大笑道：“林先生这话实在可笑，没人打你们就是自称中国的理由？那我三打岛国又算什么？”

屋门唰的一下被人从外面拉开，赵新大步走了进来。他在门外听了这半天，已经大概明白了屋内三人在争论什么，无非就是华夷变态，“中国”之称易主的问题。

林子平和佐藤信渊的意思就是中华如今已经沦落满清之手，所以就是“以夏变夷”；而岛国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历史上很少遭到外来势力的侵略，又坚持信奉儒家学说，自然就是“以夷变夏”。

而汪容甫则以历史上的舜和文王举例，他们在那个时代都算夷狄，不过两人成事后行的是中国礼仪，所以就不能再算蛮夷。大而广之，就说眼下的带清，人家疆域可凭，行礼仪于天下，凭什么不是中华？

话说自从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乃至郑氏灭亡，中国周边的安南、朝鲜、岛国便都认为神州陆沉，华夏已亡。于是最具文化优越感的李朝便自称中华，而远在南方的安南也开始自称小中华。

说白了，就是中国周边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小国，抢夺东亚文化话语权的问题。

而岛国自我定义为“中华”的理论，其实自律令时代（七世纪中期十世纪）起就已经可见于各累典籍。从明亡以后，由于儒家学派的传入以及信奉儒家的德川幕府统治，使岛国的儒者们面临了一个难题，即如何解读中国与岛国作为相独立的政治实体，各自称为“中华”所在存在的矛盾与争夺。

随着满清的统治时间越来越久，岛国内部的儒家学者大部分都已经认同以岛国为中国的论点。这是因为岛国比中国优越，与总是能够战胜外国入侵的岛国相比，中国历史上则是屡屡被蛮夷所征服。

而对后世岛国影响极深的山鹿素行则认为，岛国应组建一个代替中国的、以岛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秩序。（这就是那个狗屁的“共荣圈”的思想起源。）

问题是岛国与儒教礼文化深入到习俗层面的朝鲜不同，并不具有相应的文化积淀。于是山鹿素行便把岛国的优秀性建立在了“天照大神”建国、血统万世延绵、以及靠“武”进行支配的理论上。岛国乃是“武教”国家，所谓的“礼教”也是包含于“武教”当中的。

（说到这里，当年二战时的冲绳岛战役鬼子惨败后，战后日本人的报纸上写的都是“神州陆沉”，小鬼子是一直把自己当中华的。）

看到赵新进来，三人都是起身行礼，只不过林子平和佐藤信渊十分恭敬，而汪容甫只是略微拱手。

佐藤信渊此时才十八岁，年轻冲动，听了赵新方才进门时的话，忍不住争辩道：“赵殿，我说的是我国之前没有被人侵略过，殿下您是第一个。”

赵新摆手示意三人坐下，看着佐藤信渊道：“你错了，当年不是打不赢，而是蒙元还未彻底消灭腾不出手来。当年那个怀良亲王居然杀害大明使者，太祖皇帝要是有雷神这样的大船，你说他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