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写，到写完这本书，已经过去一年了。

这期间发生太多事情，让我的内心久久不得安宁，我摘录几件如下。

人体器官买卖

原本被媒体描绘成在二线城市找个地方低价“养供体”，然后去城市里高价“卖器官”收取暴利的器官买卖者刘宇被刑事起诉。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刘宇却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声音“有个患者出了15万元。但这15万元并不是都直接给了我，患者先交给医院6万元，剩下的9万元他要等供体那边安置差不多了才给我，因为他也怕供体找麻烦。这15万元其实包含了所有费用，供体的手术、医疗、食宿、手续、报酬等，最后我拿到手的只有1万元左右。”

刘宇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器官的出卖者，卖肝之前在广州打工，其父也在外面做环卫工人。因体力劳动过多，刘父28年患肠黏膜破裂，急需手术。而手术所需的几万元，难倒了这个农村家庭。其时，刘宇的姐姐已经出嫁，弟弟正在读大学，刘宇觉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承担起责任来。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卖了自己的大半个肝脏。

“可是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刘宇把自己卖肝的钱分几次寄回了家，父亲做了手术。他告诉父母钱是借来的，他会慢慢还上。

还有另一个让他不后悔的理由医生说肝癌病人到了晚期，能救活他命的只有移植肝脏。“当时接受我肝脏移植的那个病人才30多岁，我救了他一命。我觉得，能救一条那么年轻的命，哪怕自己少活十来年，也没什么遗憾的。”

所以当接受肝脏移植的病友与他联系，问他能否再介绍一些人的时候，刘宇开始了中介服务。“当时我不觉得在害人，而是在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真相远远比“黑心贩子”让我震惊。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谁是真正的受益者，我们所有人都是输家。我们用无价的器官换取了有价的金钱，但是用有价的金钱，我们又能换回别人无价的健康。面对这样的置换，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为什么社会把这些人逼到了这样的绝境？如果我是他，我还能够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解决？

富士康九连跳

一直到今天早上，富士康已经有9个我们的同龄人，鲜活的生命（我在校稿的时候，人数已经高达12个）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类似集中营的宿舍一跃而下，只有在自杀的瞬间，他们才觉得自己还活着。也只有在这一瞬间，我们才清醒，原来除了“打工仔”这几个可以笼统概括上亿人的标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需要梦想、幸福的，而不仅仅是时薪。

把眼光再拉远一点，我们能看到这个工厂所在地东莞，也恰好是全国色情场所最大的集中地。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关联？如果一个女子非要在以生命为代价的工厂和以尊严为代价的色情场所之间选择，她是宁愿跳下，还是宁愿躺下？

德文版《老子》的译者，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写的名著《在轮下》里说“面对呼啸而至的时代车轮，我们必须加速奔跑，有时会力不从心，有时会浮躁焦虑，但必须适应，它可以轻易地将每一个落伍的个体远远抛下，甚至碾作尘土，且不偿命。”

在轮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努力把控自己的文笔，不让自己对世界有太多的抱怨，不让我成为一个挑剔的公平论者或者愤青，不把我们今天生活得不幸福快乐的原因，归咎于历史、社会不够美好，而更多把重点放在我们的内心模式。

但是成为一个自我掌控、幸福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要两眼一抹黑。调整心情，天天傻乐，那是一种罪恶。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今天身处的这个社会，真的可以通过你我的努力，再好一些。

面对时代的车轮，你做过些什么？抱怨、哀叹，还是自怜？这个车轮是聋子，他听不到你的抱怨，那就先让自己跑起来！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写到很多活出自己骄傲的人比如“禅师”、“lily”、“快乐的出租车司机”、“Kan”、“文案天后李欣频”。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车轮下跑得再快一点，请一定回去，拉拉那些快要失足在车轮下面的人。我用更加尊敬的笔墨描写这些人，比如“口罩男”、“洗脚工刘丽”、“美版俞敏洪”、“晓”……并不需要伟人，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一样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慢慢地，慢慢地改变这个车轮的方向，请你一定记得。

佛教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慈悲”，只有先“慈爱”，才能去“悲”，而所有的爱，从爱你自己开始，然后爱才会从内心满溢出来，流向那些没有爱的地方，变成对世界痛入骨髓的“悲”。很多宗教的教义都讲同一个道理，比如基督教的“福杯满溢”——所有这些智慧，都告诉你先好好地爱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然后慢慢地爱更多的人。

哲学家罗素(Russell)说“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